看起来，这里是被遗忘的角落，年轻人离开，老人们留守，往日的繁荣不复存在。这里是一群人的起点，是一群人的家乡，是伴随成长的回忆，却无法避免地要在回忆中逐渐走向终点。

前言

时代性这东西的吊诡之处在于旧的事物还没弄明白就被抛在脑后，被遗忘，新的东西不断涌上来将我们包围。这些年，有句话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旋——不知过去，焉知未来。

我的童年正撞上北方变迁剧烈的那几年，时代的疮痍时至今日仍会偶尔从我父母口中吐出，我知晓那些教科书上、互联网中平铺直叙的故事，是他们真实的人生历程和痛苦欢欣。

所以自从2010年举家搬来重庆江北后，我时常在江北区游荡，循着旧事物的踪迹，用一部用来拍照记录的手机，一部用来写下故事的电脑，趁还来得及，试图以影像文字留存下那些耗尽半生、托起旧时代然后被新时代的我们忽略甚至遗忘的人物。

九月的一天，在和朋友闲聊中，他告诉我：“你要找有历史的老地方，那肯定得去望江厂噻，那里以前是兵工厂，因厂而兴，在望江街上随便找一个路人，那TA很大几率会和‘望江厂’有些关系，要么本身就是望江厂人，要么是望江厂人的后代或亲戚，故事多得起串串。”

1

周淑芬的店在郭家沱工矿贸易公司百货商店的旁边，没有招牌，由两个加起来六七平米的小隔间组成，里面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玩具，包装盒上没落一缕灰。一片寂静中，她有意制造一些声响，扭开了收音机，八十年代的音乐响起，迎合音乐的节拍，她摆动着双手、双脚，向前走了三步，顿足，又向后退了三步，这个曾年轻，曾轻盈移步，如今已进入人生第83个年头的老人正坐在椅子上跳舞。

如此重复了两个来回，她长舒了一口气，往后一躺，结束了今天的活动。

跳舞是周淑芬固定生活轨迹中的一环：早上七点吃过早饭，和老伴来店里守着，早些年生意还过得去，附近望江小学的小孩会来光顾玩具店，现在生意寥寥，小孩喜欢玩手机，那些曾争抢着要买的玩具自然就落伍了，若不是她勤擦拭，货架上的玩具早积了厚厚的灰。约莫下午五点半，老两口关门回家，小女儿做好了饭，吃了晚饭，接着看电视、去球场坝跳下双人舞、回家睡觉。

周淑芬和她的玩具店 | 作者供图

这般往复的日常，从1986年退休开始，持续至今，几乎没变过。用她的话来说，人老了得找点事做，不然日子就难捱了，至于生意好坏，能成几个是几个，这把岁数了，求的无非是个身体健康，不给子女添麻烦。

在锣旗寺，大多数老望江厂人都如周淑芬一样按着陈规，守着过时的营生。玩具店的对面，落日余晖正洒在几家店上，店的主人不知去向，只留下锈迹斑驳的卷帘门紧锁。其间有家叫“时代服饰”的服装店还开着，老板和邻里围坐在一旁打牌消磨时间，唯一还在揽客的是两具分别穿着貂皮大衣和红大衣的人体模特。它们尽忠职守，在原地站了很多年，站到塑料躯壳刷上时间的层层包浆，我不知道它们还要站多久，但多半是徒劳无功。

关闭或迁走的门店 | 作者供图

从午后开始我便在锣旗寺街头游荡，如今太阳西斜，这么长时间里没见到什么客人，没什么新鲜事，倒是见了不少扎堆打牌的老人们，数了数眼前可见的就有三桌，在我看不到的地方，也许有几十桌，也许有上百桌。

聚在一起打牌的老望江人 | 作者供图

牌局并非争个输赢的斗场，而是晾晒记忆的聚会。有位老人拿到好牌时手会不自主抖动一下，像是擒住了一只挣扎的公鸡。对家把这讯号瞧在眼里，面色变得凝重，手指不停地敲击桌面。后来的闲谈中我得知，前者年轻时，在望江厂当钳工，手比鸡头还稳，能打磨出精巧的零件，是车间的优秀工作者；有位老人喜欢背手站在一旁，不时蹦出一句，“你楞个出要不得嘛”，猜都猜得到他手上剩的牌。时间往前推四十来年，即便在家里，他也压低声音说听来的传言和秘密，这些悄声传递的信息跟军工有关。

当然，这些都过去了，时代大潮把他们集体保守的秘密掀开，他们造的炮成了古董货，待了半生的望江厂和长安合并后改名为了“重庆长安望江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接过军工制造衣钵的是另外一群年轻人。

老人们则失去了年轻时的矫健，记忆力开始衰退，无论是当年某个车间好看姑娘的怀春情思亦或37毫米高炮在抗美援越战场上击落美机的欢呼，在摸牌和出牌的空隙谈起时，变成了四五句平和的话语。若再追问细节，讲述者摇头，“太久了，记不起来了。”倘若场中存在另一位抱持着同样记忆的老人，他会主动补上缺失的部分。接着，一桌人达成共识，齐齐说道：“对头，就是这么回事。”若是没人补上，场面会陷入短暂的沉默，各自盯着手中的牌，之后有老人会突然别过头来问我：“你打听这些事干啥子？是社区的吗？”

我如实解释自己的游客身份，发问者心不在焉地听着“历史悠久”“军工地位”这些我挂在嘴边的词，直到我偶然提了一句“还是过去的锣旗寺热闹”，他眼睛陡然一亮，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自己叼上一根，递给我一根，我摆手谢绝，他给自己的点燃，狠狠地深吸一口：“是噻，现在这地方有什么好逛的，都过时了，现在都往外面跑，有些老住户在城头买了新房搬走了，有些搬到里头去了，里头你晓得吧，就是817下站那点。”

我点头。他口中的“里头”指的是旱河小区商圈，那一圈有些现代城市的色彩，高层楼盘、饭店、年轻人偏爱的奶茶店、装潢时髦的服装店、有声图书馆，可说实在的，景致跟十年前的重庆县城没什么区别。

旱河新区 | 作者供图

烟雾缭绕中，他转头指着不远处那座连接郭家沱与南岸的大桥，感叹：“等大桥一修好，看政府后面怎么规划锣旗寺，我们服从政府安排就行，说不准，再过几年这一块全都搬走了，不见了。”

他又问：“你是从哪儿来的？”

“江北。”我答。

似乎对我的回答不太满意，他指了指脚下，拔高语调：“我们这里就是江北啊。”

郭家沱长江大桥 | 作者供图

2

九月末，我搭上817路公交车，这趟车始发于观音桥东环路站，开往终点站望江，一个多小时的旅程间隔着30余个站点。中途不断有乘客上下，到了后几站，车上几乎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不怎么用手机打发时间，只是闭目养神或盯着窗外的风景怔怔出神。

817路公交车 | 作者供图

上半截藏在雾里的高楼、喧嚷车流被不断后退的绿树和长江北岸线的广阔所替代，温润的江风扑面而来，吹得人心满意足，这些线索似乎昭示大巴正通往另一世界的入口。穿过荒废的制药九厂老厂房，穿过“巴流初入峡，山径一帆开”的铜锣峡，一座江边小镇在视野里徐徐清晰。

车速放缓，再不向前。这时候，车厢广播的提示音响起，终点站——望江到了。乘客们陆陆续续下车，流水一般融入原有的生活。

正值中午，站前过往的车很少，有两三辆拜拜车（三轮车）靠在路边等客，道上几名提着水壶的老人，迈着不慌不忙的步子，朝着既定的方向行进。多看了其中一位赤裸着上半身的老人一眼，我回头观望公交站牌上的两条线路——“817”“峡口镇到望江车站广场”，突然意识到自从上个世纪的轮渡出行淡出时代潮流后，我脚下所踩着的地面，就是这个小镇唯一的出入口。

“小镇唯一的出入口” | 作者供图

提着水壶的老人 | 作者供图

但老实说，我没有先去哪儿、再去哪儿、接着返程的周详计划，抱着随机从曲库中选出一首开始播放的心态，我走向望江，融入人群。

在一间小面店里填饱了肚子。那个点是小面店的空闲时段，我跟老板你一言我一语随便闲聊起来，我提及下车时所见的提水壶的老人，老板是外地人，操着普通话热情地讲起泉眼的一段传说：古时，有个书生背着母亲外出求医，一路翻山越岭，走到此地时实在口渴难忍，上天被他的孝心感动，便开了泉眼，望江路一处，飞岚垭社区二河沟一处，三河沟一处，清泉流出，甘甜清冽，连绵到了现在，本地人习惯早起接泉水回家煮饭、炖汤。

说完忽然哼唱起来：“高高山上一清泉，流来流去几千年，人人都吃泉中水，愚的愚贤的贤......”哼完，他不好意思地咧嘴一笑，“这歌我听来的，觉得和故事挺配的，故事也是听本地人说的，望江历史深得很，特别是锣旗寺那边，以前是望江最热闹的商业街，我搬过来的那年还有明星在那儿拍电影，前前后后来了几拨人，让周边餐馆生意红火了一阵。”

来前我做了些功课，经他这一提醒，才想起近年热门的影片《荞麦疯长》《受益人》先后在锣旗寺取过景。

《荞麦疯长》取景地：球场坝 | 作者供图

沿着老板指点的方向，去锣旗寺开头的一段路，还有些外墙贴了瓷砖的小楼在路的一侧，没过多久，上个世纪风格的房屋成片出现，墙面发灰发青，人的手搭在墙上一会，再拿起来时，好像也有股被风吹雨刷后的霉味；沿街的一排排店铺，售卖衣服、米粮油、烟酒和日用品，但多数已经关门上锁；一条积满枯叶的船失了长江的承托停在空坝边上，紧挨着的纪念碑刻有——长江历史洪痕，191.62米，发生时间：2020年8月20日8时。

船与洪痕 | 作者供图

陈旧、衰朽、遭灾，一眼看过去，只有天空是古老而崭新的锣旗寺。如果有人告诉我，这样的锣旗寺以前是个人来人往、供需望江厂人生活方方面面的商业中心，我大概不会相信，可街头巷尾那些店铺无疑又是代表着那个时代盛景的旧影。

分行业来看，9月9日获涨停的央国企股中，商贸零售、机械设备、医药生物股数量明显较高，其分别占比近19.2%、15.4%、15.4%，合计占比将近一半。同时，非银金融、建筑装饰、汽车股数量也相对较多。若从市值规模来看，这些个股多为中小盘标的，其14股总市值不足30亿元，仅有天风证券、高新发展、保变电气、宏盛华源、深赛格6股总市值超100亿元。

市场热点局部活跃，这些板块涨停数多

锣旗寺百货店 | 作者供图

锣旗寺家属院 | 作者供图

我开始像坐在影院里期待电影剧情的观众，心怀忐忑，毕竟在锣旗寺沉积的历史场景里，发生什么百转千回的故事似乎都理所当然。同时油然升起某种似曾相识感，再细想，脑海里蹦出来的是家中某张压箱底的黑白老照片，照片里的人是血缘上的亲人，但我与他之间隔着相当远的距离，永远没机会真正长谈。

而此时此刻，我得以有机会和那些故事里的人说说话。

在和平村我跟在一位头戴绅士帽，身穿灰色西装的老人后面，我猜想他是否每天都穿这么正式，秉承着国营军工厂人的神气，便搭话问他以前是不是望江厂的领导，他说：“不是领导，就是个修量具的技师。”顿了顿，又补充道，“小小领导，班组长，领导二三十个人。”当我问起他年龄时，他伸手比了两个八，旧社会的人。

话题没有过多展开，老人不愿多谈，分别前，他自顾自说了句，“五几年进厂的时候，两边的公路都是我们修的，路边的树是我们栽的，过了几十年，城头都在大变，望江就起了几栋房子，其他啥子都没变，死木秋秋（死气沉沉）的，我多想它变。”语气里，有些感伤和不甘。说完，径直走远，我看着他灰色的背影，消失在灰色的街巷拐角处，怔了半晌。

在红江村，几个老人坐在长椅上闲谈，我路过的时候正巧听到“拆迁”“新房”等字眼。

在河边，我拍下一条货船穿过正在建造的郭家沱长江大桥，咔嚓一声，一位同样在拍照的老者出现在照片里。他也是望江厂人，住在大溪村，每天都来河边看大桥一眼。我说：“今年大桥就要通车了，到时候去南岸，十分钟就到了。”他摆手回了句：“那是他们年轻人的事，和我没关系。”看他认真的神情不像开玩笑，我又怔了下。

郭家沱长江大桥和拍照的老人 | 作者供图

来这后，我一直试图融入本土的语言，以不同的角度窥视他们的真实生活，可越是窥视越是不解，这群与望江厂捆绑在一起的人，无论男人、女人，身上好像都有种令我困惑的气质。特别是在返程途中，目睹了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别扭跳舞的全过程后，解决这种困惑成了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念想。

老人正是周淑芬，刚见面时，她抬头瞅着我，视线交汇了几秒钟，她朝我招手，示意我过去。

一股刺鼻的味扑上来，那是一种又旧又闷味，大概是因为当时我没有把困惑隐藏好，她率先解释，早上洗了冰箱，才有股味，周婆婆我可是爱干净得很。我尴尬地笑了笑。她继续说：“崽儿你拍照了？先前就看你举起个块块（手机）窜过来窜过去。”

我说：“正要拍呢，要把您老伴喊来一起拍吗？”从开始我就注意到，另外个小隔间，坐着位寡言的老人，见我看向他，他笑着回应。

她看了看我，侧过身子嘟囔了句：“我和这崽儿是半路户，你晓得半路户是啥子意思不。”我想，我肯定满脸写着好奇，不然她不会主动讲起自己的陈年往事。

3

周淑芬把前夫称为男人。男人是在一个寻常的上午离开的，准确来说他吃过早饭去锣旗寺河边准备修堤坎，上午10点突发脑梗倒地，工友们立马将他送到医院，12点死讯传来。那是1972年，周淑芬记得很清楚，当天，望江厂的车停到家门口，呼喊着他们一家赶快去靶场，她心头掠过不祥的预感，带着五个孩子上了车，接着便开始反复向司机确认“是不是他出事了”，没人透露，只说去办公室就晓得了。

“我男人又不是好大匹官，采购组的小组长，哪里用得着开车接送，肯定晓得人是死了，死了嘛。”周淑芬说话中气十足，腰背格外挺拔，完全不像这个年龄的人，或许是足够长的光阴使生命中的重大变故失去了原本的重量，变得轻飘飘，令她能高声诉说这一切。

只有一个瞬间，她的声音徒然变得细弱：“死了，死了嘛，昨天还笑着跟我讲火炮把飞机都打下来了，我不是很懂那些，他觉悟比我高。可囊个今天人就不在了，说啥子我都不相信。”

没有虚惊一场的奇迹。“丈夫”和孩子“父亲”的遗体停在住院部，肤色苍白，倒不像离世了，仿佛大病卧床，周围人动静大些就能如往常一样醒来。周淑芬看着丈夫平静地躺在那儿，放声恸哭起来，一声高过一声，孩子们也哭，但再大的声响撞上冰冷的身体也会被吞没，余下的仅有同样冰冷的现实：她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怎么养活五个儿女。

答案是难，很难。在此之前的几十年，周淑芬始终像江河泥沙在难与更难间浮沉。她出生于重庆忠县的农村，童年穷困，挨饿受冻是常事，当姑娘的时候赶上大炼钢铁，整村人要为国家炼出几炉优质钢铁，造飞机大炮，为超英赶美做贡献。她见着各家各户的铁锅“咣铛”一声跌进高耸的土高炉，炉火通红，火光映照着一张张兴奋脸庞，还有苞谷地里倒挂在杆上，无人去收的玉米棒子。

在后来的叙述中，那段时期总与饥饿和动荡有关，当然还有希望。1956年的某天，是希望来临的日子。那天上午，丈夫带回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望江厂在招工人，咱们可以去建设祖国了。”在那个工人至上的年代，这无异于能直接完成了农民到工人的阶级跃升。听到消息后，周淑芬自然是满心欢喜。

离家的前一天，丈夫一夜没睡，周淑芬问怎么了，他说：“当初下乡的时候，汽笛一响，送行的爹妈在车外招手，那些女同学就抹眼泪，因为这一去就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家了。”

周淑芬起身拿起户口本扬了扬，说：“家在这。”

第二天，村里人问周淑芬去哪儿，她说：“到毛主席最关心的地方去。”在旁人艳羡的目光中，夫妻俩坐车前往重庆，找到去郭家沱的班船，船驰向铜锣峡，伴着浩荡的江风，对岸的建筑和标语渐渐清晰。隐隐传来的轰隆声把她吓了一跳，“我当时还在想囊个白天还在打雷”。

直到今天，周淑芬也不清楚回荡在厂区上空的轰隆声最早在1933年，广东省清远县浥江口的潖江兵工厂（望江厂源头，后改名粤二厂）起航，1938年沿着粤汉铁路（今天的京广铁路）到达武昌，再乘船沿长江抵达重庆，最终在郭家沱落脚。

百度百科上，用了几段文字来描述这场中国近现代兵器工业火种的远迁，“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保存国防兵工实力，当时中国规模最大、设备最新、自动化程度最高的火炮制造企业粤二厂员工立刻以最快速度将重要装备拆运装载火车，运往西南大后方重庆，最终选址江北区青山掩映、江水奔流的郭家沱，改名为第50兵工厂，原粤二厂的技师和熟练技工600余人，响应抗战号召移居重庆。这也被称为中国战场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周淑芬也不明白，一旦声音停止，孕育她、赋予她生命的土地会有怎样的变化。但在她的回忆中，有这么一幕，夫妻俩上了岸，看着望江厂乌泱泱的人群，丈夫把她的手捏得紧紧的，她回头正看到丈夫眼红红的，耳边传来一句“来对了”。

曾经的工厂 | 作者供图

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淑芬从生活的方面理解了丈夫说出那句话的缘由，望江厂拥有一种外界难得的安定——丈夫在厂里面的供销科谋得了一个待遇不错的采购职位，她在家照顾孩子，操持家务，孩子们的童年也不会再有物质方面的匮乏感。

若非命运的无常，她会如长江中一叶安稳行进的小舟，只待抵达幸福的彼岸。

丧事之后，周淑芬恍惚了很长一段时间，但生活还得继续。厂里领导同情她的遭遇，同意她进入丈夫生前工作的供销科就职，干通信员工作，送公示公文，发放各个小组的报纸。“说是说通信员，职称是搬运工，这也是大家考虑到我的家庭情况，搬运工能多分配些粮食，那时候都是你帮我，我帮你。”

她突然停顿下来，仰躺下去，又直起身来，“我这一辈子都是围着这几个儿女转，开这个店也是为了帮扶他们，终于把他们拉扯大，再拉扯他们的儿女。”

儿女们羽翼丰满后，没有任何犹豫地告别了和平村的老房子，迁进了城里的公租房。她去过子女的公租房，从28层的高楼里往下望，有种很强烈的不真实感，人太小了，在周边的高楼围困下，哪怕挺直了腰，也显得太过单薄，“偏偏每天都有一大堆人排队等着电梯上楼下楼。”住了几天，在弄清了“拉出来是床、推进去是沙发的物件叫沙发床”后，她又住回了和平村，望江才是她的家。

返回故土也意味着，要一个人承受孤独漫长的日子。“三间屋，就我一个人在家，空落落的，旁边睡个人才安心，肯定要找个老伴，说说话也好。”于是两个旧世界的老人，从以前的工友变成现在的老伴。但子女的问候才是剪除孤独的最佳武器。

“他们手机放在腰包里都不给我打个电话，我每个月有退休金，又不要他们的钱，倒还补贴他们点，又不要他们买礼物，就想他们打个电话，我听到他们声音就高兴。”说到这里时，她声音低了一度，一字一顿像是压抑自身情绪。

我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安慰，突然周淑芬探过身来抓住我的手说：“你莫觉得他们不好，其实我这几个儿女都有孝心，孙女也听我的，特别是大姑娘的女儿，经常给我打电话，人长得高，生得漂亮，现在在杨家坪上班，一个月工资八千呢，就是她妈常念她不结婚，周围人也说闲话，哎呀，这些人真是管得宽，现在这社会，压力大，只要自己过得开心，不结婚好正常嘛。我这个八十多岁的老婆婆都懂了，这些年轻人不懂，我看他们才是老古董。”

讲到最后，她哈哈大笑着，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开怀。在那一刻，我的困惑也解开了，像周淑芬这样的望江厂人，这一生太长了，从这头到那头，不乏厚重、苦难、喜悦，到了晚年，没多少暮气，却有着少见的活泼，这是望江这片土地让他们如此鲜活又矛盾。

挥手告别前，周淑芬一只手攀上我的肩膀，说：“崽儿一起照个相。”我说好，她把整理得平整妥帖的衣服再度轻抚了下，那一头银发，沟壑纵横的脸和淡然的神情定格在了镜头下。

4

离开锣旗寺后，我又遇见了许多面孔，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对90年的情侣，我们在一家小饭馆相遇，闲谈中熟路起来。

女生叫虂虂，沙坪坝人，男生叫肖熊，外公外婆、父母均是望江厂职工，作为工厂大院里的最后一代，到他出生时，顶职制度已彻底取消。接父母的班，进入望江厂做工人不再是人生的既定轨道。

两个年轻人有自己的道路。他们白日里在附近的海尔工业园上班，下班后去父母居住的旱河小区待一会儿，晚上则骑摩托车开往更新村的老房子。房子是望江厂建的厂职工家属楼，第一任房主是肖雄的外婆，老人在那里居住了30来年，历经岁月，人和房子都老了。几年前，考虑到老人独居在偏远的更新村，没人照料，出了事也无人知晓，家里人轮番劝说，才把不愿搬离老屋的老人，劝去了旱河小区住。房子空了些日子，不久后，肖熊和虂虂搬了进来，将它作为暂时过渡的一方住处。

某种程度上，更新村职工楼是望江厂留给厂子弟最后的礼物。不过这最后的礼物也逃不过淹没在挖掘机掀起的尘土中的命运。

肖熊说：“近一两年，拆迁的消息从未间断过，等到真正落地后，更新村便会被夷为平地，曾留守在这里的人们或是奔向下一个容身之所，或是被统一安置在高层商品房里，不管怎样，条件总比现在好。”

白天的更新村家属院 | 作者供图

那顿饭后，应虂虂邀请，我踏上了去更新村的路，本是三人行，而转眼的工夫，肖熊一言不发骑上摩托车先走了。他走后，虂虂打电话过去询问怎么不等等，自个儿先走了，电话那头传来一句，“你们坐‘拜拜车’过来就是了。”

从旱河小区到了更新村，入眼便是茫茫一片黑暗，孤零零的灯火，证明这里不是无人区。我打开手电想瞧个仔细，眼前的家属楼有4层楼，青砖灰瓦，经过某一户时，我透过窗往里看，整个房间还保留从前的模样，但住户早已不知所踪，有种说不清是历经沧桑的深邃还是转瞬逝去的魔幻现实。

晚上的更新村家属院 | 作者供图

似乎知道我心中所想，虂虂大大方方地说：“清净吧，这里都没几户人家了，到了晚上十一二点，就只听得见猫狗发出的声音。前年刚来时，我一点都不适应，特别是到了冬天，外面的路上，一整夜，也没有一辆车驶过，四面八方吹来的冷气就透过窗户往里钻，那一整个冬天我都没出过门。”

我低着头，挠了挠头发，没有说话。我听出了她并不抗拒这个地方。

他们的房间在二楼，进了黑黢黢的过道，是一个促狭的厨房，里面锅碗瓢盆一应俱全，灶上方的墙壁上被生活的烟火气熏染成一片焦黄，再往前，是两间五六平米的卧房，稍宽敞些的是他们睡觉的主卧，陈设简单，一张床，一张沙发，一台老式电视，虽都是些旧家具，但都保持着窗明几净。

本想和肖熊打声招呼，但自从我进屋，他的眼神就没与我接触，转头进了里屋关上门。我默契地没开口，一种脆弱的沉默横亘在我与那扇紧闭的门之间，我不能发声打破这间护翼了三代人的老屋的宁静，它的单薄和温馨也无需外人道。

坐了两分钟，我就退了出去。虂虂帮我叫了回去的车，送我出更新村的途中，她和我分享，说肖熊和他的发小们都是在这样的房子里出生、长大，大家都吃百家饭，熟得很；到了四五月，透过洋槐树落进屋内的阳光暖洋洋的，一群孩子没事扯一大串洋槐花回家；这里是火锅店，那是有个小面店、这里是腰花店……我循着她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片废爬满藤蔓的废墟。她语气轻快，如数家珍，倒像是自己在这里出生长大。

这份充沛的情感令我费解——“和同龄人的生活环境相比，会不会有落差？”等车时，我终究还是问出了这句。

虂虂坦诚地说：“房啊车啊，我都没太大的讲究，也不想为了追求这些东西，搞得两个人很累，日子踏踏实实的就行。”我本想说些什么，肖熊是否也是这么想的，毕竟他是这间房的最后一任主人，但最终只是张了张嘴。

车到时，已是夜里九点，她叮嘱司机把我送到唐家沱轻轨站，末了又加一句：“有机会，下次再来。”

“这么晚了，你怎么从更新村出来？”司机问我。

司机是土生土长的望江人，对于他来说，更新村在地理位置上相对偏僻，四周都是厂区，除了原住户，很少有人大晚上过去，更何况如我这样的年轻人。

我说：“来见两个朋友。”

在离开望江的路上，三轮车颠簸着，车灯光束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借着微弱的灯光，我看到伫立在夜色里的建筑被拉长，然后从车窗上滑过，在与漫步的路人短暂相逢再别离后，道路两旁迎来了长久的寂寥，我知道望江站已在身后将被甩成黑点，于是赶紧贴着车窗，竭力想看到奔腾的长江，但在浓稠的黑暗中我什么也看不见，虽然江风正如白日来时那般吹拂着脸颊。

司机突然喟叹：“年轻人还是应该出去闯闯，看看外面的世界，望江太小了，留我们这些老骨头守着就够了。”他缓慢地回忆当年在这个小地方备战高考，如愿考入了川外，如今工作稳定有保障，去过很多地方旅游的儿子，言语间全是骄傲。在《楚门的世界》里，主角在推开那扇门，步入广阔天地，越走越远后，还会怀念门内的日子吗？

电影《楚门的世界》

我问司机：“那他现在还回望江吗？”

“肯定要回啊！过年过节都回，望江是老家嘛。”黑夜中，司机说。

沉默半晌他又感慨着：“娃儿大了，不愿意在身边待了，不像我们那时候，跟爹妈住在一起，单位就在家附近，一代跟一代不一样啦。”

道路变得宽阔，车在两旁的街灯下继续前进，轰隆隆地驶往唐家沱轻轨站。

我默然无语。上世纪五十年代，一批年轻人响应国家号召，从五湖四海而来，顺长江而下抵达这个小山沟，像一条条溪流汇入大江大河，从此他们的生命成了望江的一部分。他们对这片土地有深沉的爱，他们的事业是光荣的事业，也以一片欣欣向荣告退；而他们的子女重复他们的人生，领受他们的使命，在岗位上干到退休或下岗；到了第三代厂子弟，在飞速发展的洪流中，他们走出望江，重新散落于五湖四海，以其他手段谋生，仿若一个轮回。

（根据当事人意愿，文中人名为化名）

题图 | 图片来自《人山人海》在线配资实盘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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